转载两篇
一
由于金融危机之下的信贷市场的冻结和危机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深化，整个经济运行正在表现为紧缩，银行系统不愿放贷、消费者不愿借钱、商品价格走低，并且这样的链条似乎正在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应。
世易时移，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从“紧缩”到“适度宽松”的根本性转变。11月26日，央行猛降息108个基点，大大超出市场的预期，而此前央行已连续三次降息81个基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降息幅度达189个基点。无独有偶，近日美联储更是激进地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下调到了0～0.25%区间，这无疑加强了市场对央行进一步降息的预期。此外，央行的“适度宽松”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央行连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以前从商业银行吸收的资金重新“吐回”商业银行；二是央行最近大大减弱央票发行力度，暂停了3年期和1年期央票的发行，到期央票的资金也开始“堆积”在商业银行体系内。
简单的讲，世界经济大乱，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央行正试图通过运用宽松货币政策向银行体系内大量注资，以期增加实体经济的消费与投资，进而阻止经济下滑。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了。
央行的意图是好的，可事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1月中旬央行发布的10月份金融数据显示，M1（狭义货币量）、M2（广义货币量）同比增幅已回落至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货币供给的回落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减少所致。加之央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深化，目前商业银行体系内资金面异常充裕，机构面临较大的资金运用压力，最终迫使央行在12月18日的银行间市场进行了200亿元的91天正回购。这就带出了问题的本质，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在短期内的确可以缓解现有金融危机的继续发展，但由于金融机构之间和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不信任，相当数量的通货被金融机构“冻结”和个人“窖藏”起来。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以降息为主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整个经济的信心，降低投资成本，尤其是利息成本；二是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的刺激方案，因为财政刺激中至少有一半的钱来自银行，这样成本自然就低了。比如近日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后，央行就跟进降息了。但是我们都忽视了问题的重点，大多数人认为现在市场最缺乏的是信心，只要有信心就有希望。然而信心的最终来源是信用，信用需要市场对风险资产的有效定价。值此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之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惜贷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原因在于目今整个金融市场已经无法有效为风险资产进行定价，市场信用已经被过去的泡沫过度投机了。这也就是罗斯巴德所说的，紧缩是对通胀时期所犯错误的修正。央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是在加快这修复的过程，反而是延长了。利率的不当调控估计是最严重的，因为这利率是市场最重要的价格，央行不会比市场更清楚利率应该在什么位置。对未来经济结构的形成有不小的误导。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干扰了市场自我矫正机制的功效。金融市场信用货币的创造阻塞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黑洞，这一点在各国竞相降息后显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却仍深陷信贷紧缩泥潭，在既要“增加信贷规模”又要“控制风险”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而实体经济正面临着紧缩背景下实际债务额上升的风险，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更加强了银行不愿向其贷款的意愿。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所引致的流动性陷阱为未来经济的滞胀（stagflation）埋下了较为明显的隐患和风险，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国家将面临复苏时间人为延长的风险。
我认为，用宽松货币政策来遏制经济衰退，就如同用油扑火，最终只能是成倍的放大滞胀风险。因此，就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式看，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如债务重组和整合、引导性协议性的去杠杆化等舒缓经济金融内部的风险敞口，促进市场自我矫正和修复机制的顺利进行，最终引导市场恢复对风险资产的定价功能。而不是一味的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去释放流动性，这将以未来更加剧烈的通胀为代价。
二
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正日益衰减，副作用却越来越大。在新的贸易形势下，如果继续采用通过压低汇率取得出口竞争优势的做法，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弄巧成拙
进入2013年以来，全球股市高开上行，美国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甚至突破了14000点大关，似乎显示世界经济正在回暖。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世界经济增长依然存在下行风险。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则发表文章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强，原因是新出台的非常规政策所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一直致力于不同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措施。日本银行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之中，旨在增发货币，压低汇率，提高出口竞争力。从目前情况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效果日益衰减，副作用越来越大。
西方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意图是借增发货币之机压低汇率，以提高出口竞争力。以往的实例表明，汇率贬值能使本国商品出口获得竞争优势，可在短时间内改善对外贸易收支逆差局面。但如今的国际贸易已不是传统终端产品单向出口模式，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贸易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根据技术、成本和销售需求，在全球布局生产，最终将所有部件汇集总装。显然，如果继续采用通过压低汇率取得出口竞争优势的做法，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弄巧成拙。
以日本为例。由于日本自身几乎没有矿产资源，其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均依赖进口，如果日本一味压低汇率，势必造成资源进口价格升高，引发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但产品出口时又因日元贬值而低价卖出。因此，从产业链角度看，压低日元汇率也将给日本带来贸易难题。一个实例是，美国波音公司波音787梦想客机35%的部件外包给日本企业生产。在这条生产链上，日本企业需要进口原材料部件，然后出口到波音公司美国工厂总装。日本企业产品在这款飞机上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份额，因而日本自然要捧场，大量购买这款飞机。如此这般，按照日元贬值的预期，日本对外贸易实际上是高进低出，贵买贱卖，这样的亏本生意，何谈改善对外贸易收支状况？
量化宽松带来的副作用在美国和欧盟也同样存在。美国于去年底推出了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但对美国外贸出口改善有限。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第四季度萎缩了0.1%,今年1月份失业率也上升了0.1%，外贸逆差依旧。事实表明，压低美元汇率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相应的是过去5个月中，欧元对美元汇率虽升值13%,但德国对外出口并未受到打击。这说明，采用单方面压低汇率的方法，在新的贸易形势下不仅收效甚微，还会产生很大副作用，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得不偿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也会带来诸如输入性通胀、外汇储备缩水等严重负面影响。对此，发展中经济体应给予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有专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继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弊大于利，不合时宜。当前最为有效的脱困途径，就是在多边框架下如二十国集团内，相互协调宏观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在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的基础上，确定相互合理的汇率水平，以良好的合作意愿共克时艰。